自序

    客岁编《前汉演义》，就二百一十年间之事迹，撮要演述，而于女宠外戚之祸，独详载无遗，举前辙所以戒后车也。乃者赓续汉事，复及东京，并暨西蜀。而窃按东京，历数与西京略同，而其亡国之厉阶，则亦肇自女宠，成于外戚。或者谓后汉之亡，宦寺方镇实尸之，于女宠外戚似无与焉。岂知木朽则虫生，墙罅则蚁入，不有女宠外戚之播弄于先，何有宦寺方镇之交讧于后？四星耀斗，百桷摧栋，阳弱阴强，刘轻曹重，其所由来者渐矣，繇辨之不早辨也。昔范蔚宗作《后汉书》，于后妃列传中，一则曰权归女主，再则曰委事父兄，三则曰终于陵夷，大运沦，神宝亡，盖嗟叹之不足，故长言之。他如外戚党锢等传中，且连类并书，又复特创新例，作《宦者传》，冠其文曰：“邓后以女主临政，帷幄称制，下令不出闺闱之间，不得不委用刑人，寄之国命。”又曰：“自曹腾说梁冀，竟立昏弱，魏武因之，遂迁龟鼎。”夫邓后，女宠也；梁冀，外戚也；曹腾，宦寺也；魏武，方镇也；穷原尽委，举一例百，不已昭然揭橥欤？洎乎昭烈偏安，聊延一线，而其后复为一黄皓所误，则宦官之流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