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序

    古史之美且备者多矣，而元史独多缺憾，非史官之失职也，文献不足征耳。元起朔漠。本乏纪录，开国以后，即略有载籍，而语不雅驯，专属蒙文土语，搢绅先生难言之。逮世祖朝，始有实录，相沿至于宁宗，共十有三朝。然在世祖以前，仍多阙略，世祖以后，则往往详于记善，略于惩恶，史为国讳，无足怪也。

    元亡明兴，洪武二年，得元十三朝实录，命修《元史》，以李善长为监修，宋濂、王祎为总裁，二月开局，八月书成。惟顺帝一朝，史犹未备。又命儒士欧阳佑等，往北平采遗事，明年二月，重开史局，阅六月书成，颁行后，已有窃窃然滋议者。盖其时距元之亡，第阅二三年，私家著述，鲜有所闻，无由裒合众说，核定异同。观徐一夔与王祎书，谓“考史莫备于日历及起居注，元不置日历，不设起居注，惟中书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，以事付史馆，即据以修实录，其于史事已多疏略。至顺帝一朝，且无实录可据，惟凭采访以足成之，恐事未必核，言未必驯，首尾未必贯穿”云云。然则元史之仓卒告成，不克完善，在徐氏已豫知之矣。厥后商辂等续撰《纲目》，薛应旗复作《通鉴》，陈邦瞻又著《纪事本末》，体制不同，而所采事实，不出正史之外，其阙漏固犹昔也。他若《皇元圣武亲征录》，记太祖、太宗事，《元秘史》亦如之，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