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读 平生幽愤汗青知──的小说和他的怀抱

所以高阳自成一派的“索隐”“考据”遂多见“发明”，而且难以置辩。

    高阳的牢sao约而论之，其实就是“不遇”二字。这“不遇”固然是屈子以下中国传统文人、知识分子乃至于失意政客所共同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，美之者曰“情怀”，诋之者则曰“身段”。

    然而情怀云者，身段云者，其“不遇”则一，也都和主观的意志与客观的遭际之间互无妥协的处境有关。高阳之“不遇”也可以从两个面向上加以了解。一方面如前所述，他很难在一个由他自己树布的历史知识网络上找到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甚或在同一渊博基础上与之对话无碍的友朋；另一方面——也是极其残酷而现实的这与龚定庵何其神似？，他从来没有一张正式的学者资格证书。

    在历史的迷宫中纵横捭阖、挥洒出入的高阳一向讲究“证据”，但是终其一生，台湾这个素来好吹嘘“文化复兴”“文化建设”的地区却从来没有以任何“证据”认定过哪怕是一项荣誉学位的授予他在明清史、玉溪诗或红学等领域中浸yin钻研的功夫以及卓越成家的地位。

    任何一个时代诚然少不了“怀才不遇”的人物，尽管“不遇”者众、“怀才”者寡，但是当浊世滔滔，皆以高阳为“酒徒”、为“墨客”、为“家者流”的时候，真正有大损失的难道不是这个社会吗？屈子投怨怼于汨罗，高阳溺幽愤于醇酒。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，揆诸一长远的历史，则今之侈言“文化活水”者流，岂非楚怀王之覆案而已哉？

    1988年，我赴大陆探亲月余，返台后与高阳匆匆一饮晤。席间有几番言语，令我无时或忘。其一是我重提准备以太平天国史料为背景写一长篇的旧议